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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否认遗漏权力，从认识论上讲是一种理性的狂妄，从方法论上讲会造成国家权力的僵化，最终加剧国家权力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张力。

否认遗漏权力，从认识论上讲是一种理性的狂妄，从方法论上讲会造成国家权力的僵化，最终加剧国家权力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张力。

宪法以倡导性的规范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相互建构关系，将共同体的道德标准潜移默化地辐射至个体。[9]社会道德共识的虚无是道德困境的最深刻之处。

而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语境下，加之新型传播技术发展所促发的立体式传播效应，既有的独白式宣传模式日益感受到不适，进而陷入所谓的核心价值认同困境。[6] 这被韦伯称为祛魅后的现代社会所必然遭遇的诸神之战困境（诸价值领域不可消解的对立冲突）。[2]在以经济主导迈向工业社会的历史逻辑中，道德困境经社会有机体的交互感染而掺杂于上述诸种问题中。而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因为宪法价值法则根基于特定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宪法价值法则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内在地表明宪法与共同体生活的相互适应性，由此构成宪法的正当性基础。

[23]在技术层面，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构成宪法与法律体系的沟通机制。较之于经典宪法，中国宪法的独特品格和相关规范，可以更好直面道德困境。[24]反过来，就越会影响政府削减审批的决心与勇气，或者成为政府不放弃审批的由头。

[16]行政审批的流程改造，也会涉及事项的存废。廖扬丽：前注5，第8-9页。  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四是挂靠，把应该取消但又不想取消的项目，主要是一些有经济收益的项目，挂靠到绝对不会取消的项目上，使你取消不了。

目前，负责牵头行政审批改革的部门，无论是编办还是法制办抑或其他机构，在独立性、专业性、开放性、代表性等方面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且始终与被改革的行政审批利害关系部门存在兄弟情谊，其持续研究行政审批改革议题的压力、动力和能力是令人怀疑的。设定的集中收拢、过程的公众参与、标准的自由主义、设定后的监督评估等规范，限制的都是设定主体。

而当这种一般性叙述投射于具体的、特定的经济、社会领域或事务时，尤是如此。可见此类现象不是偶发的。[29]因此，简单地把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并赋予社会组织，是否都能实现简政放权和社会自治的目标，并非可以一概而论、盲目乐观的。年度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涉及该年度行政改革委员会获取的建议及其他信息、开展的工作、初步的或最终的研究成果及建议等。

这在保证政治、法制统一同时，牺牲了地方的特殊性。行政审批改革还是沿袭领导决策启动—下达减放指标—集中排查论证—汇总并公布改革事项的工作程式，以及抓大放小的减放逻辑。《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之初，许多行政机关感受到压力与挑战，不久之后，这些压力与挑战又几乎归于无形。即便是在行政系统内部，与行政审批有着利害关系的部门在事实上也会使更高决策层的意志落空。

[31]因此，单纯形式上的收权，不能阻止热衷和习惯于通过行政审批实施干预管理的部门将保留或增加行政审批的意志借壳上市，更遑论对利用所谓的非行政许可审批概念扩张审批权能、实际篡夺设定权的现象实施抑制。[30] （三）政府与立法 为了尽可能减少行政自我赋权以及地方自我赋权，又考虑到中国目前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框架，以及经济、社会对许可事项立法的需求，《行政许可法》只将行政审批的设定权保留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决定、部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之手。

但是，在中国尚且缺乏竞争性政治市场、纵向维度（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但也包括地方各级）立法权限配置不明的情况下，通过一种相对成熟的代议制度或者立法过程，加强每个单行立法对审批事项需要与否的充分讨论、辩论，应该是一种理论上的奢望。4、年度和专题的行政改革研究报告。

因此，有必要再次检视行政审批改革嵌入其中的更为宽广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反思《行政许可法》之不足。在时间之轴上回眸，中国的行政审批改革，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端，迄今已有30余年。它关乎市场、社会的活跃性与安定性，关乎各种资源的配置或重新配置，关乎各方利益关系的维系或调整，关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变动的而非静态的界线。职权配置、程序改造，虽有其独立之问题，如中央与地方关系、部门与部门关系、程序的公开透明效率以及反腐监督等，但若以事项存废为核心而展开，必收事半功倍之效。在研究框定必要的、合理的审批事项之同时，也应考虑该职权如何分布。国发〔2013〕44号文取消的船舶化学品安全运输条件评估机构认定，就是2年前通过另一部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设立的。

这本身即意味着，它绝非一朝一夕、指日可望成功之事。（三）标准的自由主义 权力的集中化和权力行使过程的民主化设置，并不直接关系行政审批事项的存与废或者设与不设。

[6] 参见潘秀珍：《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上设想的简单勾勒无非是要表明，任何设计都应该打破完全或主要依赖行政自己的行政改革，应该在制度上让各种力量成为改革的推手，迫使受利益驱动或箍束的政府部门真正走向简政放权。

换言之，中国的行政审批改革充分折射出传统宪政主义的局限。沈岿：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载《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

这些规范内含的规制思路和方案可简单概括为： （一）设定的集中收拢 面对行政许可设定权不明确，有些乡政府、县政府在设，有些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也在设[18]的问题，立法者寄希望于收拢行政审批事项的创设权，将其相对集中在：（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而依据该条例设立的船员资格临时特免证明签发和引航员注册审批，却被2013年11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以下简称国发〔2013〕44号文）取消了。该委员会在性质上是咨询机构，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性，凭其专业知识和良知，研究行政改革（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审批改革）面临的各类问题，尤其是关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各种具体问题，向中央和所属省市级政府提供改革建议。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38] 参见崔卓兰、卢护峰：同上。即使没有或较少附议，行政改革委员会也应该斟酌是否纳入研究计划和议程。

行政体系和过程外部制约的打造。[21] 《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在运动之余新生的行政审批，即便不能断言它们都是不适当的，也有相当部分是可质疑的。[24] 某些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低、规章制度和手续繁杂、政策和操作不透明，甚至某些政府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向企业和居民寻租乃至敲诈，都导致市场的扭曲。

[33]不过，这种间接审查若延伸至行政审批的设定问题，恐怕是一种理论想象。以行政审批改革为例，受繁复的行政审批之累的个人或组织是最有动力发出改革呼声的，也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在中国，很少有人把行业协会当回事。因此，审批事项的有无、去留，实为对市场、社会实施干预的行政权力的有无、去留。

[22] （四）改革的常规化设置 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证明，个人、市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流变的。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类似，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总是不愿意轻易放松控制社会，社会则总是依赖、讨好政府。

这就是本文认同的行政宪制主义的主要意义。朱新力、梁亮：公共行政变迁与新行政法的兴起，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简化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间，成为普遍采取的措施，有的地方报告书审批从60天缩短到5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